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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虔诚:用笔画出民族的魂

发布时间:2018-12-25

  《初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故事。分开还是坚守农村,考虑个人前途和利益仍是带领大伙走独特富余之路,在这个人生决定问题上,父亲这个农村的“旧人”与儿子这个农村的“新人”产生了激烈的无奈和谐的抵触。父亲冯景藩,是冯家滩的老支部书记,多少十年来始终奋斗在农村基层,把所有都献给了群体化事业,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任务制,他觉得以前的工作白干了,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于是,走后门让儿子到城里工作。不料儿子冯马驹放弃了进城的机会,信念留在农村率领大伙“奇特富裕”。

  《白鹿原》是“文化心理”现实主义,它从民族的文化心理切入,写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主体的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崩溃和瓦解,写新文化进入中国后对社会生活以及各类人的影响,写白鹿原上新旧文化的摩擦,辨别受新旧文化教诲和影响的新人和旧人不同的生存办法和不同的人生追求。《白鹿原》画出这个民族的魂,进而探寻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大问题,不愧为当代的一部经典巨著。

  陈忠实走向《白鹿原》的第二个阶段,是他认识到了文化与人的重要关系,也开始了文化与人的艺术探索与文学表现。

  《初夏》的艰难写作特别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变化引发了陈忠实的反思,他后来称之为思惟和艺术的“剥离”。他明白,他自身须要一个演变,一个文化心理上的和艺术思维上的深刻演化。“剥离”的同时还要“寻找”,这是陈忠实20世纪80年代前期必要的思维和艺术的蜕变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后来的陈忠实,也就没有《白鹿原》。陈忠实说:“作家毕其终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因为小说创作是以个性为标记的劳动,不个性就没有文学。”“剥离”与“寻找”,切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洗心革面、本性难移的“剥离”,就没有真正意思上的“寻找”;而要“寻找”——寻找到陈忠实借用海明威的话来表述的“属于自己的句子”,就一定要阅历这个“剥离”进程。这是一个鱼跃龙门的过程,也是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剥离”是精力涅槃,“剥离”的过程也是一个“拷问”自己的过程,陈忠实说,他的这种“剥离”意识从1982年春节因现实生活触动开始,贯穿全体80年代,“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

  没有洗心革面、天性难移的“剥离”,就没有真正意思上的“寻找”

  《白鹿原》创作期间,陈忠实始终住在乡间老屋。平常,像蒲松龄在村口摆个茶摊邀行人喝茶讲故事一样,陈忠实也想着方式与村落里祖父辈的白叟拉话。他或者上门到别人家里,或者请人到自己家里,让老人们随便谈。白嘉轩这个形象,就是在同他陈姓门中一个老人交谈中触发灵感形成雏形的。陈忠实还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构思、假想、丰富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白孝文的一些故事就来自他当年在公民公社工作时一位青年干部的故事。在两年时间里,在这种与老人的交谈和史志的阅读中,陈忠实感到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逐渐进入了近百年前的属于他的村庄,他的白鹿原和他的关中。

  第一个阶段,陈忠诚的小说创作紧紧追踪时代的脚步,关注时期与人的关联,器重描写政治与政策的变化给乡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农夫心理带来的变化,或者反过来说,是通过农夫生涯特殊是农民心理的变化来反映政治的改造跟时代的变更。他的小说侧重在人物抵牾中揭示社会问题,在性情描述中展示人物的道德品格,并隐隐以道德标准来评判人物。

  陈忠实关注文坛动向,喜好读文学评论。在读当时的一些文学评论时,他懂得并接受了“文化—心理结构”这个从哲学转为文学的实践。这个理论给他的创作启悟是,人的心理构造是有巨大差异的,而文化是人的心理结构状况的决定因素。意识到这一点,陈忠实的创作思想就从人的性格解析转为对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文化—心理结构”说影响陈忠实小说表示技巧的一点就是,他在后来《白鹿原》的创作中,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肖像的外在刻画,而重视描写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

  《白鹿原》写作之前,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从1973年11月在《陕西文艺》发表的《接班当前》起,到1988年6月实现、刊于《鸭绿江》1989年第1期的《害羞》止,共写了54篇;中篇小说从1981年1月开始写《初夏》(刊《当代》1984年第4期)起,到1988年1月在《延河》发表《地窖》止,共写了9部。从这些作品看,陈忠实的创作未然体现出赫然的现实主义特点,植根生活深处,紧扣时代脉搏,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有作家的现实关怀,都表现出作家对生活、对时期的发明和思考。这是陈忠实走向《白鹿原》、走向广阔而深厚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

  《蓝袍先生》是第三个路标。此作写于1985年。在此之前,陈忠实的小说基本上是密切关注并且紧跟当下的事实生活,而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历史人物”。蓝袍先生徐慎行的性格和运气从新中国成破前延伸到新中国成破后,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现这个人物福气的时候,特别是发掘这个顺便把门楼匾额“耕读传家”的“耕读”二字调换成“读耕”的人家的时候,这个幽深的宅院以及这个宅院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隐秘,让陈忠实久久凝目并沉思。对于长篇小说的一个若有若无的混沌景象在陈忠实脑海中浮现,他也就此萌发了创作《白鹿原》的念头。《蓝袍先生》写文化观点对人举动的影响,写传统礼教与政治文明对人的束缚。这部小说给他打开了一扇门,他开端关注并研究历史的城市,酝酿创作上的重大冲破。

  他在《世界文学》1985年第4期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世间王国》,还读到同期杂志配发评论《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陈忠实读后不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而且从卡彭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经历中获得启发。卡彭铁尔早年受到欧洲文坛各种流派尤其是超事实主义的极大影响,后来他远涉重洋来到超现实主义“革命中心”的法国,“然而八年漫长的岁月却仅仅吝啬地给予卡彭铁尔写出多少篇不知所云的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灵感’”。卡彭铁尔意识到自己若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彻底转变创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朴敦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存在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创作的源泉”。卡彭铁尔后来深入海地写出了别开生面的《世间王国》,被小说史家称为“标志着拉丁美洲作家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卡彭铁尔对陈忠实启示最深的,是要写“本土”,但当他真正面对自己“本土”的时候,他对自己熟习城市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陈忠实有相当深厚的农村生活教训,他曾经说他对乡村生活的熟悉水平不下于柳青,但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重要是当代的农村生活。他感到自己对农村生活的认识太狭窄了,只知当下,不知以往,遑论未来。他意识到,对一个试图从农村生活方面描写中国人生活过程的作家来说,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理解还是太浮浅了。

  陈忠实创作的转变,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完成,历时十年。这个过程,从必定意义上说,可以称为通往《白鹿原》之路,他的中篇小说《初夏》《康家小院》和《蓝袍先生》为其路标。从这三部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忠实创作探索和变更的轨迹,也可以看到他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一直走向广阔与丰盛。如他所言:“八十年代发生的所有,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对于经历过这一变革全过程的我来说,也是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时期的我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是我一次又一次完成剥离的闭会,今天读来,仍然可以回味当时的剥离过程中的痛苦悲伤与欢乐。”

  1982年,陈忠实写了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康家小院》写一个“生就的庄稼坯子”的农夫勤娃跟他新媳妇玉贤的故事。玉贤上冬学时被杨老师的文化气质所迷,更被杨教员所传授的文化和思想启蒙,与之有了私情。玉贤在挨了勤娃的打骂、父亲的打骂和母亲的生活劝导之后,去找杨老师渴望兑现“婚姻自由”的思维启蒙,不料杨教师却显出了叶公好龙的原形。玉贤由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到经历了人生的痛楚和迷乱,而后又有所觉醒,她看到了生活的本相,也真切地意识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玉贤的悲剧是双重的:不文化的悲剧和文化觉醒之后又无奈实现觉悟了的文化的悲剧。陈忠实写这部中篇,与他1981年夏去曲阜参观了孔府、孔庙、孔林有关,在那里,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深有感触,由此生发而孕育出了这部小说。《康家小院》开始关注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陈虔诚此后的小说一直波及文化与人这个命题,1985年写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从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写人,1986年写的中篇小说《四妹子》从地域文化入手写人,最后在《白鹿原》中全面地实现了对文化与人的文学思考。

  筹备期间,陈忠实读了一些历史、哲学和心理学著述。如王大华写的《崛起与没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北宋哲学家张载及关学的有关著述及研讨著述。《白鹿原》书中所写关于乡民自治的乡约,最早就是在北宋由吕氏兄弟制定的,吕大钧和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等,都是理学分支关学的主要人物。

  民族文化之根应该寻找,但这个根不应该在深山老林和荒郊野外,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

  陈忠实重点去蓝田县、长安县查阅县志,还读了咸宁县(历史上西安府所辖县,民国时期取消,并入长安县)县志,查阅地方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取舍长安、咸宁和蓝田这三个县了解其历史,是由于这三个县牢牢包围着西安。西安是古都,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陈忠实以为,不同时代的文化首先辐射到的,必然是距离它最近的土地,那么这块土地上必定积淀着异样深沉的传统文化。查访过程中,不经意间还失掉了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就是在这种踏勘、访谈和读史的过程中,陈忠实新的长篇小说的胚胎促生成,并缓缓发育丰满起来,而地理上的白鹿原也进入他的艺术构思之中,并成为将来作品中人物的活动中央。一些极有意义的人物,也从史志里或传说中跳了出来,作为文学形象渐渐地在陈忠实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朱先生就是以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白灵也有原型,原型是白鹿原上的人,是从党史回想录里找出来的;田小娥则是从蓝田县志的节妇烈女卷浏览中萌生历史思考而创造出来的。

    (作者:邢小利,系陕西白鹿书院院长)

  陈忠实不是一个蠢才型的作家。“文革”前,他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靠自学,在地方报纸发表了十来篇诗歌、散文、故事等习作。1973年,31岁那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当前》,此后一年一篇,到1976年在刚复刊的《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无畏》止,持续发表了4篇短篇小说,在当时颇有影响。但诚如他后来回忆总结的,这些作品很不成熟,他都不善意思再看。不过,这些写作实际也让他锻炼了直接从生活入选取素材的能力,锤炼了语言文字的表白能力,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

  1978年,陈忠实由公社转到文化馆工作,开始了艰巨的自我反思和艺术探索。如果说,他在“文革”后期的写作,是踉蹒跚跄地跟着潮流走,那么,他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创作,则是在迷茫中摸索,在探索中发现,“寻找属于本人的句子”,逐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陈忠实:用笔画出民族的魂

  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初期的故事,陈忠实的思想观点和艺术观念也正在改变的过渡之中。他在与写配合化题材的著名作家王汶石的通信中说,他写这部小说,冀望“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但他写得很艰难。他1981年1月写了《初夏》第一稿,寄《当代》杂志,编辑让他一改再改,3年间3次修改才完成,刊《当代》1984年第4期。陈忠实说,“这是我写得最艰苦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教训,驾驭才能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控制不透,才是几经修正而仍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在新时期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陈忠实写冯景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包袱”和“失落”感情,实在且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反应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但他这时的艺术思维,受十七年文学影响所造成的心理定势还未完全消除,他还习惯以对比手法塑造与“自私”“掉队”的冯景藩对立的另一面,即农村新人形象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在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的一个设想式的人物,缺少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的典范性。

  生活不仅能够供给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改正作家的某些成见

  写《白鹿原》,陈忠实思想上十明显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需要坚持,同时也需要丰富和更新。现实主义创作需要生活,也需要艺术的勇气。写作过程中,他曾致信友人,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才干而为之的”。同时,他也拿出了全部的艺术勇气。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陈忠实说:“我已经感觉到了良多货色,但仍想按原来的构想连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我已活到这年事了,翻来覆去经历了很多过程,当初就有顾全自己一点真实 未审感想的固执了。我当初又记起了前几年在文艺生活浮现纷纭气象时说的话:生活不仅可能供应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矫正作家的某些偏见。”

  创作之外,陈忠切实80年代中期的广泛阅读,对他的思想和艺术也颇有启发。他读当时广被介绍的拉美文学,读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启示他,创作重要的不是写生活经验,而是写生命休会;他读国内的“寻根文学”作品以及与这一文学和文化思潮相关的理论和评论。为了增强未来小说的可读性,他还阅读了大批本国的畅销小说。

  陈忠实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白鹿原》也是当代现实主义的经典力作。从《白鹿原》上回望陈忠实走过的创作之路,好像可以这么说,陈忠实《白鹿原》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为写《白鹿原》做预备的——生活的、人物的、思想的、艺术的准备,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等到完成《白鹿原》,登上辽阔的无边无涯的高峰,陈忠实看到的是山高水长。

  陈忠实对“寻根文学”的实际和创作极有兴趣也极为关注,但他很快发现,“寻根文学”发展的方向有了问题,一些人后来越“寻”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陈忠实认为,民族文化之根应当寻找,但这个根不应该在深山老林和荒郊野外,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浓密的处所。

【向国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重温当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家】 

  如此一路走来,陈忠实就登上了历史上的“白鹿原”。为写这部他称为“去世后垫棺做枕”的作品,他从1986年到1992年,两年准备,四年写作。